美国大学的高校性犯罪抗争史:今年,哈佛收到性骚扰投诉数量上升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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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朱芷萱

编辑 / 灯塔学院编辑pengqigang@alighthouse.org

泛黄的照片里,高岩穿着白色毛衣,戴红色的小礼帽,灿烂的笑容里全是青春的生命力;在亲人、朋友的记忆中,她是个文静的女孩,沉得下心去做学术研究,聪颖好学。


然而 20 年前,这个可爱的女孩选择打开煤气,结束自己的生命——原因是无法忍受与自己在北大的导师沈阳发生性关系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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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前北大高岩的自杀事件被重新提起,她的旧时同窗实名举报当年的北大教师,如今的长江学者沈阳性侵学生,一时间北大、南大、上海师范等高校被推上风口浪尖。同时,防治校园性侵、性骚扰话题的也被热议。


在这一事件的推动下, 4 月 8 日上午北大召开了专项会议,推进反性骚扰的制度建设。 至此,中国高校才正式开始进入应对校园性侵害问题的步伐之中。

 

性侵还是浪漫师生恋?


最近公布的一份 20 年前北大针对该事件处理的文件中,对当年的事件进行了还原


根据要求沈阳“表态和她建立恋爱 关系”, 沈阳无意与高岩恋爱,但当时却轻率地说“那你就算是我的女朋友吧”,并随之与高岩搂抱、亲吻


事后,沈阳认识到上述言行的错误,并解释说当时实出无奈,因为他感到高岩的“精神状态有问题”,怕出意外。


这看似在描述一次失败的“恋爱”。但即便事实真的如文件所述,改变整个事件的性质就会因此改变事件的后果么?


目前对于性侵案件,国际定性都基于“积极同意(affirmative consent)”的概念——只要性行为中一方没有明确表示自愿,即构成性侵 问题是在教师性侵事件中学生到底有没有“同意”或“自愿”极难界定。


师生间存在权力不均等的问题,尤其在“导师制度”之下,高校研究生撰写论文等学术活动都需要导师指点,甚至最后能否顺利毕业,一定程度上也由导师决定。 学生本就自然会从学术层面尊崇老师,甚至有时为了前途不得不向老师低头, 此时即便在性行为中学生迫于地位差距没有拒绝,他/她的沉默也不代表自愿。


大部分美国高校对于“师生恋”都是不鼓励,甚至严令禁止的,比如 率先颁布禁止师生恋政策的哈佛大学 ,以及 制定了绝对禁止师生恋政策的布卢姆菲尔德学院


然而在高岩事件之前,很多时候“师生恋”不仅没有引起公众警惕,反而被当做浪漫、神秘的代名词,甚至广受追捧。正因为如此, 缺乏 制度性约束,才会发生令人扼腕的高岩事件。 高岩的悲剧不是一个人的悲剧,更是体系的悲剧;这个体系没能为潜在的性侵受害者竖起一道保护墙,也没能在案发后为他们提供倾诉和解决的渠道。施暴者无法定罪,逍遥法外甚至反咬一口;受害人则在权势差距和倾诉渠道匮乏的双重压力下选择成为沉默的羔羊。

 

守卫象牙塔,对性侵说不


近年来全球对于高校性侵话题的关注度都越来越高。 自去年 10 月以来,学生们开始使用好莱坞韦恩斯坦性侵案后流行网络的  #MeToo  标签抗议频繁发生的校园性侵,在标签下勇敢说出自己被性侵的经历,也鼓励所有性侵受害人站出来为自己维权。


自活动开始,哈佛收到的性骚扰投诉数量就上升了 20%,其他各大院校的“修正案第九条(Title IX)”部门也表示收到的性骚扰投诉数达到了历史高峰。


说到“修正案第九条(Title IX)”部门,不能不了解一下“修正案第九条”,即美国联邦政府 1972 年颁布的《教育法修正案》第 9 条(Title IX of the Education Amendments of 1972)。 此条中明确规定,凡受联邦资助的学校教育活动和项目,禁止性别歧视——性别歧视包括性骚扰或性暴力,包括强奸,性袭击,性暴行或性要挟。


这一条令是目前美国高校反性侵措施的法令基础,在此基础上,各高校推出自己的反性歧视政策并设立 Title IX 部门,负责性侵事件的管理和追责,保护学生权益。


除这一法案之外,其实欧美各高校各类反性侵运动也有很长的发展历史。


比如,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俄亥俄州 安迪亚克大学 的女生们就发起了抗议运动,表达对校园性侵频发的不满,并敦促学校通过性犯罪预防政策


那时社会对于“积极同意(affirmative consent)”的概念还知之甚少,正是安迪亚克的女孩子们在要求“性行为前必须有积极同意”的过程中传播了这个概念。


当时,安迪亚克大学的 性犯罪预防政策一出就遭各大媒体嘲讽 ,一档电视节目中甚至让两名演员扮作安迪亚克学生, 在不断互相问答“你允许我吻你吗”“我允许”等荒诞对话中传达性犯罪预防政策无用 的观念。


而到今天,安迪亚克的性犯罪预防政策依然屹立,时间证明了它的预见性和有效性。“这条政策的好处是,它告诉人们,在校园里是可以谈论性的,也是应当谈论性的。 只有有了这样的公开谈论,才能确保双方在性行为中都是自愿的 。”一名纽约时报记者如是说。


面对当今高校性侵事件不断发酵的新形式,我们自然也需要新的应对方式。


2008 年奥巴马上台后,立即开动着手处理美国高校里的性侵问题。 2011 年,奥巴马政府正式决定用修正案第九条应对高校性侵事件,并建议各高校加快对于性侵投诉的处理速度, 降低定罪所需证明的标准 在此之前,高校对于性侵犯定罪都要求有十分充足的证据,于是大量嫌犯成了漏网之鱼。


然而仅有政府和警察等官方层面的保护依然不够。 由于美国警察系统效率低下等问题,仍有很多性侵受害者投诉无门。于是美国高校的学生们开始以自己的方式面对这一问题。 安迪亚克大学 ,新生在学期伊始会被组织在一起上一节关于“积极同意”概念的课 ,课上,高年级学生和社团组织者用生动的动画和幽默的讲解为学弟学妹普及性侵维权知识,为他们未来的校园生活保驾护航。


耶鲁大学 ,如 DKE(Delta Kappa Epsilon)一类的兄弟会成员性骚扰事件频发,学校无力管制,一个叫做“密语网络(whisper network)”的学生组织平台就应运而生。


在这个平台上,学生可以匿名把曾对自己实施过性骚扰的人的名字上传到论坛,而各个学生组织举办派对等活动时就会将论坛列表里的“性侵犯”们拒之门外,避免让曾经的或潜在的性侵受害人与他们见面。


即使经过多年制度和组织建设,欧美高校存在的性侵害问题也还是因为像 #MeToo 这样开始于社交媒体的网络运动在最近引发了足够的关注,可见这并不是一个可以一蹴而就的问题而中国的高校,则更加亟待一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