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mans of MIT 系列图文,麻省理工的人和故事,从伊朗、黎巴嫩、土耳其和叙利亚,成为一名 MIT 人

先驱者 / 留学生口述
本文共计 4446 字

撰文 / 潘雯智

编辑 / 灯塔学院编辑pengqigang@alighthouse.org

我是一个伊朗移民。

2006 年我来到美国念研究生,和我的妻子与灵魂伴侣一起。我们都在斯坦福大学完成了博士学位。从那时起,我在一家大的初创公司工作,现在我是 MIT 计算机科学的一名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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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当前的政治气候和对移民的态度深感忧愁,但我也抱有希望。我有一个四个月大的儿子 Omid(在波斯语里意味着希望)。我对他的未来充满希望。我相信这个国家伟大的人民将再次重申美国的价值观。

我一生中一半的时间都在 MIT 度过。

我曾在我的祖国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学习建筑,之后来到美国,专门研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被动太阳能技术。我对历史的热爱,最终将我带到了 MIT,1984 年,我攻读了麻省理工的建筑历史和理论博士学位。

从那以后我就没有离开过。在开罗做论文调研的时候,我遇到了我 27 年的人生伴侣。我们有一个儿子 Kinan,一只猫 O Katie。

我教授伊斯兰教建筑学,我致力于两种教育哲学:人文基础的现代教育和艺术文化的力量,这两者将人们聚集在一起。

我在伊朗德黑兰长大。

在完成我在谢里夫理工大学的本科学习后,我作为一个研究生去莱斯大学读书。后来,我搬到德国的哥廷根,成为一个人类前沿科学项目的博士后研究员。

我于 2015 年 1 月进入 MIT 的物理系。我的实验室致力于开发工具来发现在活动的生物材料中,时空模式是如何产生的。

我在印度的各个城市长大,1985 年,在我 21 岁之后的几周,我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研究生。

在获得伯克利的博士学位后,我于 1988 年来到 MIT,此后一直在这里。

我觉得自己很美国化,一部分因为我在美国呆了很长时间,一部分因为我有两个成年的女儿出生和成长在马萨诸塞州。感谢在 MIT 工作的 30 年,我有来自全世界的朋友,我非常珍惜和他们的友谊。

我来自德国,两个月前搬到美国,并在 MIT 担任一个刚刚履新的教授助理。

在研究环境中工作的一个好处是,你被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包围。你会听到他们的故事,好的、不好的,这每天都在提醒我,作为一个拿着德国护照的人,我有一个多么优越的条件。

这是我很多在德国生活一辈子的朋友永远都无法体会的,因为他们不知道,如果你有不同的国籍,生活会变得更加充满压力、充满焦虑。尽管人们会认为每个人理应得到一样的对待,但我们远没有提供每个人同样的经历和权利。我很高兴自己来到 MIT,通过组建一个多样化的研究团队来帮助发展国际社会。

我来自波斯尼亚的萨拉热窝,一个历史上被称为欧洲的耶路撒冷的地方。

我成长在一个不同的文化和宗教共存了几个世纪的环境中。这段历史,同时也是 20 世纪 90 年代战争时期对我们文化的系统性定位,使我对我的生活和工作充分了解。战争教会了我文化的力量,移民的经历让我在很多地方都有家的感觉。

通过在 MIT 的教学,我和学生们一起重新构想了一个未来,其中不同社会的文化和遗产不会被视为一个威胁而是一个相互学习的机会。将艺术、文化和技术联系起来,为人类相互依存的积极方面提供一个框架,以此来面对全球范围内的、产生跨社区影响的问题。

我在埃及长大。

在开罗大学读完学士和硕士学位后,我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了博士学位。在拿到学位后的几年里,我一直在考虑不同的选择,我很难拒绝去 MIT 尝试的机会。

离开加州并不容易,不回开罗则是难上加难。

这些年,我的研究和教学包括计算机工程,燃烧、推进和控制,能源系统,二氧化碳捕获和再利用,以及可再生能源技术。我很喜欢教学和我的课堂经验,和全世界的优秀研究生一起工作,在国内外传播我们的研究成果,并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社区的一部分。

我们生活在一个有趣的时代,我们必须成为我们所选择的领域的积极分子,并抵抗干扰。我计划继续在当地和全球范围内建立桥梁,致力于环境责任技术的建设,并维护普世价值。对我来说,这就是 American Way.

我来自土耳其。

我毕业于伊斯坦布尔的海峡大学。1998 年,我来到美国念研究生。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后,我搬到加州理工学院,成为一个博士后学者。

2008 年,我成为 MIT 的助理教授。我的实验室使用超快的极光脉冲来分析新发现的材料,比如高温超导体。我非常喜欢成为 MIT 的一部分,这是一个由学生、博士后和教师组成的多元而杰出的社区。

我出生在伊朗德黑兰,并在一所学校上了 12 年。在剑桥大学的本科学习之后,1979 年我搬到美国,在 MIT 读研究生。除了在哈佛做博士后任务和偶尔的休假访问,我从那之后一直在 MIT。

我在波士顿遇到了我的妻子,她也是来自伊朗的移民,我们在 MIT 的教堂结婚。我的儿子女儿都在上高中,我们住在贝尔蒙特,享受小镇的感觉,同时离波士顿和剑桥很近。刚刚庆祝了波斯新年,我盼望着一个繁荣的春天。

我于 1989 年出生在黎巴嫩的黎波里,同年内战结束。

我成长的过程中,我听到的是我的父母如何侥幸逃过一场宗教内战的恐惧。我的父母让我们进入一个世俗学校,我直到上了中学才知道我最好的朋友中谁是基督徒或穆斯林。这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

当我进入高中的时候,政治已经开始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从高中到大学,我不得不经历几次战争和一系列政治暗杀。它们是令人沮丧的,让我感到无助。同时,见证人们在战争和斗争中如何为人道主义支持而团结在一起又是很感人温暖的。

2011年,当我来到美国读研究生时,第一个愉快而震惊的发现是,这里的研究没有政治上的干扰。我可以把所有的时间集中在我喜欢做的事情上:研究和探索。

今天,作为 MIT 的一个助理教授,我希望我的学生拥有同样的奢侈。不知怎么的,过去的一年,分裂的政治进入了美国人的生活。但我是充满希望的:在黎巴嫩的成长教会我,这种不稳定的时代会让人们团结在一起,共同追求更高的目标。

我出生在巴勒斯坦西岸一个名叫 Tulkarem 的小镇上。然而,我在约旦的安曼长大。我 17 岁时来到美国。我在德克萨斯呆了 7 年,并获得理学士和博士学位。之后我来到MIT担任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科学助理教授,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 MIT。

我遇见了我的妻子 Jinane,我们养育三个孩子(Deema, Hilal, and Yazeed)。在麻省理工生活了 30 年之后,我可以自信地说,这是我们的家。

我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控制理论家。在 MIT,我有机会探索很多应用,包括空间、骑车领域、神经科学、城市系统、能源系统和金融系统。我与 MIT 有着密切的联系,不仅仅是一个学院领导,我还担任了纪律委员会的主席,我有几个部门的领导职务,现在还担任了新成立的数据、系统和社会研究所的主任。MIT 的人们以我无法轻易描述的方式丰富了我的生活。我感谢这个社区为我带来的机遇和自豪。

我在叙利亚的大马士革长大,来到美国读博士学位。

我在 MIT 读研究生的时候很精彩,在许多漫长的夜晚,我都在进行激烈的讨论、编码、寻找棘手的 bug,在解决数学问题的同时,还在讨论社会和政治问题。我们一起工作、上课和旅行。在我的博士学位结束时,我对 MIT 如此依恋,很难离开。我做了一份教师工作并留了下来。

美国现在是我的家,但不像很多人“移民”之后经历了在新国家建立生活的过程,我是逐渐建立了一个生活,现在我可以说我确实“移民”了。

我出生在以色列,父母是学者,六岁时,我和他们一起搬到了洛杉矶。我记得我在美国的第一个时刻:大太阳在宽阔的街道尽头升起,超市里有无数的食物货架,双子飞船在电视上进行太空对接,以及巨大的汽车尺寸。

15 岁那一年,我回到美国,高中毕业。美国很迷人,但我急切地想回到以色列、军队和大学。在 24 岁的时候,我在洛杉矶实习了一个夏天,发现了一个新的美国,一个通过成人的眼睛看到的美国。

27 岁时,我遇见了一个美国女孩(很惊讶是不是?),然后跟着她住在剑桥。几年后,我读完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后,后来就来了 MIT,但又和女孩搬回以色列,在那里我开始了我在特拉维夫大学的学术生涯。

但我的妻子喜爱美国,所以我们最后还是妥协了。在接下来的 20 年里,我们每隔几年就会往返,在两个国家都要维持家庭和学业。渐渐地,就像你投入时间的任何东西一样,美国变得熟悉了,我爱上了它:街道、咖啡店、雪和雨,和阳光明媚下的查尔斯河一样。

我在这里养育我的孩子,并通过他们的眼睛看到了美国:一个充满机遇的巨大拥抱之地,大多数时候你都不知道一个人的名字需要如何正确发音。

2011 年,我加入 MIT,并找到一个令人激动的学术之家。在我生命的各个方面,我终于移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