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监狱的电话:学校和监狱,一次直接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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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杭云菊

编辑 / 灯塔学院编辑pengqigang@alighthouse.org

“两个星期之前,我很荣幸有机会给南卡罗纳州查尔斯顿市的一所大学做了一场讲座,它是通过监狱里的电话进行的。”

ADe offuniyin 是一个在大学里教青少年法律课的博士,为了让学生不囿于书本知识局限,真实地了解到美国的监狱是什么样的,他就让这个班级的 20 名学生亲自去了解监狱犯人们的经历,同时研究导致青少年入狱的公共政策并给出解决办法。

Ofunning 博士通过人类学角度让学校的学生们了解监狱,使用的教材包括 Jean Trounstine 的《Boy with a Knife》,Dr. Ofunniyin《Die Not Another》以及我,一个囚犯,创作的《监狱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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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funning 并没有从司法或者检察署的角度去讨论这个课题,他更加重视来自早年关在监狱里的青少年的一手经验,所以我被选中与他们一起参与这门课的学习。

Dr. Ade Ofunniyin在刑事司法领域的创新型教学

包括与Christopher Zoukis通话,一个作家也是一个犯人

事实上,大部分关于囚犯的书籍描述的都是在出狱进入社会之后,他们是如何战胜看似不可跨越的障碍而获得成功。

但是这次,学生们将会从我实际的经验中了解到美国司法制度的 丑陋真相 ,而不是一味宣传那些偶尔的成功。虽然不是这门课上的学生,但我也读完了那些阅读材料,从中不难看出一方面他们既敬畏今天美国法律制度的森严,另一方面也有着强烈的渴望去改变它。

在监狱的电话里,我和同学们围绕编写的《监狱手册》开始展开讨论。

电话会被监视和记录,每次限时 15 分钟。这一景象全程都被查尔斯顿市市长 John Tecklenburg 的妻子见证,她是地区刑事司法改革的坚定倡导者。

虽然电话时间很短,但是学生们都很积极地围绕到电话旁问我问题,他们充满了好奇,问了我各种各样的问题——从我作为一个高中生被全面指控为罪犯的历史到我避开预警在监狱里进行种族和暴力活动的经过。学生们对我的答案感到很惊讶。

例如,一个学生在问到我在监狱里的种族问题时,他们对囚犯们大部分是种族隔离这个事实感到震惊。还有他们根本就不会知道囚犯们在监狱里其实是可以提供法律服务,甚至在联邦监狱里进行法律诉讼。

“尽管这只是一所大学里的一堂课,事实上能够完全地参与其中对我有很大的意义。”

一开始,作为一个囚犯,我得到的都是一些负面的反馈。外界的声音和监狱看守一直在朝我灌输一个理念:作为一个触犯过法律的人,我的生命毫无价值可言。受到轻视,质疑和惩罚都是对我的惩罚。

然而,在这里,Dr.Ofunning 向我伸出了希望的橄榄枝,让我感受到人生依旧是有价值的。对此,我心怀感激,并牢牢抓住了与他们一起学习的机会。

Dr.Ofunning 的学生不仅仅是停留在阅读问题本身这个层面上,他们会去寻找这个问题的第一手资料来更深层次地来认识这个问题,这种创新性学习值得赞许。

“现在我和学生们课堂上的互动已经结束了,我真诚地希望同学们和我一样收获和成长了很多”。

这场学校和监狱的“直接对话”,我希望不仅仅影响学生们对法律制度的思考,同时也会对他们未来的行动产生影响,一所真正的大学应该是各种观点的聚集地。

在“法律和秩序”之州——南卡罗来纳,这样的互动课堂是很令人振奋的,希望其他大学的教授和 Dr.Ade Ofunniyin 一样,让学生们不仅仅是在课堂上接受知识,而是鼓励他们去学习现实世界的“一手经验”。